张岳崧纂《明鉴》按语错误，错在哪里 ？

　　是岁七大员是哪里出的，纂《明鉴》以按语错误部议革职

　　——纂《明鉴》按语错误七大员是哪里出的，错在哪里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张岳崧被调任文颖馆纂修官，参加《明鉴》的编纂工作，迎来了他一生最倒霉的时刻七大员是哪里出的。

　　据《清通鉴》记载，嘉庆二十三年“五月，癸卯（初六日），降革《明鉴》纂辑官员七大员是哪里出的。先是帝阅范祖禹《唐鉴》，见其摘取有唐事迹，论列得失，有裨治道，因命馆臣仿其义例，编撰《明鉴》一书，盖以取鉴前代。其善政则用以为法，其秕政则用以为戒。乃前数日，馆臣呈进《明鉴》五册。帝以为其万历、天启载入本朝开创之事，后加按语颂扬，并论及前明用人不称其职，甚为诞妄。又以此书乃史论一类，非编年纪事之书。乃馆臣意图卷帙繁富，以为书成奏请议叙地步，遂规仿《通鉴辑览》叙次，于不应载者亦按年编入，于体例竟未精审，以致词义纰缪，大乖立言之旨。又不早为奏请，率行纂辑，实属冒昧。先以降旨将总裁、总纂、纂修各官交部议处，著改派托津、章煦、英和、卢荫溥、和宁充总裁官，另派纂修承办。所有原办之书，无论已呈进未呈进，俱著另行编辑改正，务归简要。其支过公费、纸张、银两，俱原总裁曹振镛、戴均元、戴联奎、秀宁四人赔缴示罚。是日，著将总裁及其他纂辑各官处以降级、革职留任、革职有差。”

　　根据《中国历史记事》记载:“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公元1818年6月9日），《明通鉴》纂修官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七大员是哪里出的。嘉庆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指出：纂辑《明通鉴》一书，其体例原全仿范祖禹《唐通鉴》。不料馆臣等意图卷帙繁富，以为书成奏请议叙地步，便规仿《通鉴》辑览叙次，凡书内御批关系到明朝地方的，全部恭载。纂辑到万历、天启年间，又不请旨，就以兴朝隆业，载入胜国卷中，以致按语措词乖谬。论明熹宗用人不当，已属失词，又以熊廷弼比方李兴弼，尤为纰缪。纂辑明神宗朝事迹，按语却颂扬本朝，词句虽无大谬，显然有乖体例。结果，副总裁、满洲大员秀宁以‘武不能教训兵丁，文不能编纂书史’，降为头等侍卫，前往新疆换班；戴均元革职留任；正总裁曹振镛降三级留任；编修张岳崧、万历朝史事按语拟稿者易禧善革职；侍讲朱珔降为编修。”网上《历史上的今日》则称，“初六日，命将正总裁曹振镛、副总裁秀宁、万历朝史事按语拟稿者易禧善、天启朝史事按语拟稿者张岳崧、复校者侍讲朱珔等俱降革有差”。可知天启朝的按语是张岳崧写的。

　　综合起来的内容是，原来嘉庆皇帝一次阅读宋代范祖禹编纂的《唐鉴》，认为该书论及唐代政治的得失，对自己吸取经验教训治理国家很有裨益七大员是哪里出的。但是该书讲的是唐代的历史，离清代时间久远，政治环境也大不相同，要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前代为好。于是，便要求文颖馆的馆臣仿照《唐鉴》的形式编纂一部《明鉴》，以便借鉴前代，利国利民的方针政策可以作为法则参照运用，反之，作为弊政则引以为戒。

　　《唐鉴》的编纂者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成都人，宋代名臣范镇的从孙七大员是哪里出的。他弱冠登进士，却绝意仕途，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间达15年之久。书成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官名），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他为人正直，敢于针砭时弊，提出不少有利于百姓的建议。后来修《神宗实录》被诬为失实，连遭贬谪，最后死于广东的化州。他谙熟历史述著颇丰，有《范祖禹集》、《帝学》等九种著作存世，其中《唐鉴》最负盛名。

　　《唐鉴》是一部编年史，范祖禹在雍熙三年（1070年）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主修唐史部分，由此积累了大量资料七大员是哪里出的。他认为唐代盛衰兴亡的历史，对宋朝治理国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于是编成《唐鉴》一书献给皇帝。《唐鉴》记事始于唐高祖，终于唐昭宗，摘取唐代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共三百零六件，编为十二卷，每篇事件都作了比较公允的评论。人称“深明唐三百年治乱”，范祖禹也被人称为“唐鉴公”（《宋史·列传第九十六》）。

　　按照清朝惯例，奉旨编书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一般以大学士级的重臣牵头，称总裁，在文字方面总负责的称总纂，下面具体执笔的称纂修，还有监造、校对等，其中纂修的人数最多七大员是哪里出的。据《清实录》和《中国历史记事》记载，第一次编纂《明鉴》以曹振镛、戴均元、戴联奎、秀宁四人为正副总裁，朱洊(《中国历史记事》记为朱珔。)为总纂。曹振镛、戴均元以上已介绍。戴联奎，字紫垣，江苏如皋人，乾隆四十年进士，为人有清节，因不附权臣和珅，任翰林院编修二十年不得升迁。嘉庆朝先后任兵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人称四部尚书。秀宁、朱珔于史无传。《明鉴》成书后共得五册，于农历五月初六的前几天上呈嘉庆皇帝御览。皇帝阅后大为生气，御笔批了几点意见。

　　原来嘉庆皇帝只是希望《明鉴》像《唐鉴》一样，摘取明朝重要的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并加以适当的评论七大员是哪里出的。而这部《明鉴》的编书官员却对《唐鉴》的体例“未精审”，就仿照《通鉴辑览》，事无大小都罗列出来，成了“编年纪事之书”，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嘉庆皇帝认为，这是编书人员贪大求全，有意将书编得“卷帙繁富”，以便书成之后向皇帝邀功请赏，达到个人升官进爵的目的。其次，编纂《明鉴》时，将前代皇帝亲笔评议明代史事的内容不加分析，不管是否妥当，全部载入书书中。可能不少内容因为两国交兵，或者情况不明，或者意气用事，做出的判断与历史不符。第三是纂辑到万历、天启年间的史事时，“又不请旨”， 将满清在东北崛起的史事载入书中，“以致按语措词乖谬”。第四是在按语中批评明熹宗用人不当，这种说法“甚为诞妄”。 特别是“以熊廷弼比方李兴弼，尤为纰缪”。因此，嘉庆皇帝下了圣旨，原书改派托津、章煦等五人任总裁官，纂修官也另外派人任用，无论是否已呈进，一律重新编辑改正，务求简明抑要；其次，将所有编书的有关官员交给吏部讨论如何处理；再者，编辑原书所有的开支，包括纸张笔墨等由原总裁曹振镛等四人赔退以示惩罚。嘉庆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初六这一天，吏部将处分有关官员的意见呈上皇帝。皇帝作出最终裁决，以副总裁、满洲大员秀宁以“武不能教训兵丁，文不能编纂书史”，降为头等侍卫，调往新疆换班。秀宁原来官阶品秩是多少，史料阙如，能当上副总裁，品秩起码应是从一品，头等侍卫为正三品，也就是降了三级。副总裁戴均元当时为体仁阁大学士，品秩为正一品，革职留任为革除官职但还留在原来的任上，不久就可以官复原品，这是皇帝惩戒官员的一种手段。正总裁曹振镛原为正一品，降三级后为从二品，留任原职不久也可以恢复原品秩。具体撰稿人编修张岳崧、万历朝史事按语拟稿者易禧善则被革除官职不再留任，也就是削职为民。总纂侍讲朱珔原为从五品，降为编修的正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