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湖湘文化(转载)

社會學認為，任何人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湖南作為中國的內陸省份，在古代史上，開發較晚，「碌碌無所輕重天下」，不能不令人產生「湖南人物，罕見史傳」的浩嘆。但是近代以來「人文薈萃，人才輩出」「最大限度地發揮著湖湘文化的社會功能，影響甚至左右著中國近現代的政治，思想及其它領域的變化。」1湖南一躍而成「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省份，湖湘文化的代代傳播與影響功不可沒。在這裏，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在湖湘文化背景的薰陶下，湖南政治群體的發展變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具有湖湘文化特點的湖南區域政治傳統。

　　一、湖南區域政治傳統：湖湘文化個性化的產物

　　　　文化是包括人們的風俗 慣，行為規範以及各種意識形態在內的复合體，作為絢麗多彩的區域文化──湖湘文化獨樹一幟，不僅有文化的共性，更有自己的內涵與特點，對湖湘士人的成長甚至整個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都有著深遠影響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湖湘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王興國先生在《湖湘文化縱橫談》一書中闡述說2：

　　從文化的層次上加以劃分，所謂狹義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經過知識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所謂「廣義」的湖湘文化則包含湖湘的雅文化與俗文化，即廣泛存在於湖南各族人民中的具有特色的民風、民俗，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科學文化等等的總和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我們這裏所研究的是狹義的湖湘文化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田中陽先生給湖湘文化的範疇作了一定限定性表述3：

　　我探究的課題中的「湖湘文化」不是廣義的湖湘文化，既不包括先秦時期的楚文化，也不包括民情風俗層次的湖湘文化，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濫觴於南宋時期，由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響湖南乃至中國數百年歷史進程的區域性文化思想流派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作為獨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實體湖湘學派起源於北宋，形成於南宋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主要創始人有胡安國、胡宏、張齪。胡安國與其子胡宏雖為福建崇安人，但久居湖南衡山一帶，著書立說，並創建了碧泉書院，聚徒講學，從而開創湖湘學派；張齪主教岳麓書院，造詣極高，在湖南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宋代理學中一個獨立的學派，人們便將其稱之湖湘學派。湖湘文化也經幾代人的傳承和實踐不斷豐富、發展與創新，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沃土，不斷孕育著新的生命；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不斷陶冶湖湘學子的性格與情操；它已成為一種文化氛圍，不斷激勵湖南學子譜寫擔戴天下的人生壯曲。

　　　　湖湘文化不同於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齊魯文化等，它是深深扎根於湖南這片人杰地靈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區域性特點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環境限制，那麼毫無疑問一種區域性文化的形成總和地理環境有著密切聯繫。所以說，湖湘文化「生於斯，長於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環境的烙印。

　　　　錢基博這樣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對湖湘文化的影響4：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圍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淡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學風，蓋地理使之然也。

　　那麼，湖南的地理位置對於湖湘文化形成的影響表現在哪裏呢？我認為它是湖湘文化「熱於政治而冷於經濟」特徵的重要客觀原因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湖南近代人才輩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集大成者王夫之到「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從威振四海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到「晚清思想界一慧星」（梁啟超語）譚嗣同，從辛亥革命中「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到領導人民得解放的毛澤東等等無數湖湘學子在史冊上大放溢彩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他們或是才思敏捷的思想家，或是運籌惟幄的軍事家，或是「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政治家，卻未見經濟實業方面的巨子。這與湖南處於內陸省份，三面環山、一面環水的地理位置有直接聯繫。湖南東部是羅霄山脈，西部是武陵山脈與雪峰山脈，南面是南岭山脈，只有北面是煙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境內多為高山、丘陵地區，交通不發達，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說法，交通極為不便，加上一直以來未曾得到開發，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工商業基礎薄弱，沒有沿海城市廣闊的舞台，經濟實業巨子當然難以造就。所以從湖南的地理位置分析上看，湖南形成區域政治傳統遠比形成經濟強省要容易得多。

　　　　我們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這只是湖南區域政治傳統形成的客觀原因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唯物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變化發展是內因與外因兩者相作用的。而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根據所以我們要從湖湘文化的本質特徵來看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形成。

　　　　羅福惠與饒懷民各將湖湘文化概括為四個方面的特徵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羅說：第一，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各個層次上的代表人物，無論是進步的還是守舊的，大都是相應階段上的政治家；第二，文化具有一種明顯的連續性，集中表現為珍視和總結前代鄉賢的思想文化遺產，更尤為重視哲學；第三，學風盛熾，士人刻苦自勉；第四，民風強悍。士人性格強韌，單厲敢死。5饒說：第一，士人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責任感，大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第二，民心剛正質直，士人講求和注重氣節；第三，民性樸實勤勉，刻苦耐勞，勇於任事，具有一種實幹精神，第四，民風強悍，士大夫都具有一種大膽開拓的創造氣魄和投身於政治洪流的獻身精神。6我們將兩者相比較不難發現，他們都提到了湖湘文化中的參政意識，正是這種積極投身於政治的意識，使湖南湧現出叱吒風雲的大批政治家，促進了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形成。

　　　　湖湘學派創立時便已形成經世致用的學風，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書本知識和實踐知識相結合，尤其注重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正是這種學術心理與積極面世的人生價值取向為湖南政治家群體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料。

　　　　從湖湘文化的創始人胡氏父子開始，經世致用的學風便代代相傳，從未枯竭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南宋時期，胡安國將《春秋》作為經世大典，認為孔子的《春秋》闡明的就是格物經世之志；其兒子胡宏強調經世致用，以為「致知」須與「力行」相結合，致知的目的是為了力行；張齪強調「知行並發」，「貴實用而恥空言」，「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7。他抨擊當時一些學者好空言而不求實踐的弊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到了明清之際，出現了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偉大思想家王夫之。當清兵南下之際，他力主抗清，並親自帶兵狙擊清兵於衡山，失敗後隱居湘西山區，伏居瑤洞，著書於四十年之久，將經世致用學風推向新的高潮，其作品深刻地影響了湖湘士人。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深受王夫之「超時更新」、「因時變法」等進步思想影響，寫出了《海國圖志》這樣跨時代的經世之作。其編撰目的就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8左宗棠認為，《海國圖志》乃是魏源「發憤而作也」。第一個將「師夷長技以制夷」口號付諸行動的便是曾國藩與左宗棠等人，他們大力提倡經世之學，購買外國船炮、設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開船局、改革弊政等，掀起了一場頗具聲勢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失敗後，使中國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政治維新對民族前途的重要性，中國又掀起了學 西方的維新變法運動，湖南再一次走在了這場政治變革的最前列。毛澤東早年也指出，「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氣勃發。新學術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齡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9這場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湖南瀏陽人譚嗣同。他深受王夫之學說影響，鑽研經世之學，以期實現「為馳騁不羈之文，講霸王經世之略」10的宏大志向。他認為只有維新運動才能解除民族危機，解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他說：「中國不變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入而代為變之，則養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人民，胥為白種之奴役。」11譚嗣同對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正是歷來的封建禮教束縛人的思想，使人不敢言，禁錮人的心靈，使人不敢思考，不敢有半點變革的新思潮萌發，這樣，害人的專制統治得以維持。經世致用學風再次在譚嗣同這裏得到了提煉與昇華。

　　　　可是維新變法在封建勢力的殘酷鎮壓下僅僅持續百日左右便夭折了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譚嗣同也因投身於維新變法的救亡圖存運動而招致殺身之禍。戊戌政變發生後，不少人勸他至日本避難，他堅決拒絕，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鮮血鋪通變法之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2譚嗣同這種為國家命運而不惜犧牲自己年輕生命的獻身精神永載史冊，為歷代湖湘學子所歌頌！

　　　　維新運動的失敗再次使憂國憂民的志士意識到改革不能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發動革命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受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學風熏陶成長起來的近代湖南人又一次獻身革命。黃興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03年，黃興組織華興會，1905年在東京與孫中山攜手共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在領導萍瀏醴起義時，以都督龔春台名義發佈的起義檄文中明確宣布：「本督師為同謀幸福起見，毫無帝王思想存於期間，非中國歷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國家為一已之私產所比。本督師於將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利權，且以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會。」13黃興在民主革命時期，從組建革命團體到策劃革命起義他都躬行實踐處處體現了他求實務實的思想特徵。毛澤東說：「湖南有黃克強，中國乃有實行的革命家。」蔡鍔說他「以勇健開國，繼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作一身者。」這些均是對黃興革命實行家的生動寫照。

　　　　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下失敗，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許多湖南志士深受震撼。然而，大家不得不再次思考中華民族的出路，再次探求中華民族的前途。在湖南這片人杰地靈的沃土上，受湖湘文化傳承的湖湘學子又開始了漫漫求索之路。偉大領袖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崇尚實踐的學風，積極投身於政治生活，經歷過數次改造湖南的實踐，都未成功，他逐漸認識到14：

　　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社會民主主義，借社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社會的方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的極端的自由，放任賢本家，亦是永遠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提倡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讀書活動與早期革命活動都是在湖南進行的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浸潤著湖湘學子的堅韌不拔、踐履篤實的個性特徵。在「五四」期間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領導反帝愛國運動，開展新文化運動，組織留學勤工儉學等，湖湘文化再次得以發展，並不斷輸入新思想，湖南思想界大放溢彩，湖南也成為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基地。

　　　　縱觀上述所論湖湘文化中的經世致用學風在各個不同代表人物上的豐富與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共同點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以人生價值取向來看，是以政治作為人生的第一要義，追求「治國平天下」；從學術風氣來說，都注重實際，提倡理論聯繫實踐的作風；從個人行為來看，都積極投身於社會實踐，有強烈的參政意識。從王船山的《讀通鑒論》到魏源的《皇船經世文編》、《海國圖志》的史論著作，都是研究歷代治亂興亡之道，探索經邦治國的經世杰作，書中都蘊含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加上湖湘文化的歷代相傳，湖南的文人志士由此形成了一種薪盡火傳的群體參政意識。正如楊昌濟所說：「湘省士風，雲興雷奮，咸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自是以來，薪盡火傳，綿延不絕。近歲革新運動，湘人靡役不從，舍身殉國，前僕後繼，國由山國之人氣質剛勁，實亦學風所播，志士朋興。」15這種意識通過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創辦的「南學會」、「時務學堂」，黃興、宋教仁、劉揆一、劉道一等人組成的「華興會」以及由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新民學會」等政治團體的宣傳，把湖南大批優秀青年都吸引到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從政之路，因而使湖南少有如張騫等實業巨子的出現，而產生了在政治領域各領風騷的人物。湖湘文化與政治家的相輔相成才形成了湖南區域近代各個時期的政治傳統。

　　　　湖湘文化根植於湖南，但我們並不能孤立地看待它，片面地認為它僅僅屬於湖南，湖湘文化同樣也是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養料而逐漸演變過來的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湖湘文化隸屬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以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安國將孔子著《春秋》看成經世典作便可看出。儒家政治文化以政治作為人生第一要義，如田中陽所說：「孔子開創的儒家政治文化位居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學坐椅，它產生自然經濟和宗法血緣環境，它的基本特點是由倫理權力化達到權力倫理化，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皆融於現實之中，並為政治服務。」16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對於從政也是津津樂道，都潛心研究政治方面的學問。王國維說：「披我中國之哲學，凡哲學無不欲謙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漢之賈董，宋云張程朱陸，明之羅王無不然。17在中國儒家政治文化沃土上孕育出的湖湘文化必然受其影響，以政治作為人生價值取向，成為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重要特點。近世，湖湘大地上生長的湖湘學士王夫之、魏源、曾國藩、黃興、毛澤東等等，深受湖湘文化浸潤，將經世致用作為治學與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盡其所能來治理國家、治理天下，許多憂國憂民者有的提出改革治世的主張，有的身親力行，都體現了一種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將其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甚如此，莫言事急實流涕。若道漢唐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惜，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在戊戌辛亥時期，更流行「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存，則中國存」18一說，成為湖南人不容置疑的信念。

　　　　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舍我其誰的沖天豪氣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也正是在其影響下，大批湖湘學子投身政治革命，為謀求中華民族的命運洒下了熱血，也使湖南作為內陸省份成為政治人才風雲際會的地方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所以說，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形成與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精神特質有著密切的聯繫。

　　二、湘籍政治家群體：湖湘文化映照的群體結構

　　　　湖南區域政治傳統從南宋時期的初步萌芽到近現代史上的輝煌，經歷了幾代湖湘學子的共同努力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湘籍政治家群體也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演變，從最開始的寥寥無幾到「於斯為盛」。據張偉然博士《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一書統計，《漢書》所載士人凡510，湖南為0；《後漢書》載士人990，湖南為4；《三國志》載士人625，湖南有9；《晉書》載湖南士人16人；《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各載湖南士人1人；《隋書》中湖南士人又成空白；唐大中年間（公元847－859）長沙劉蛻考中進士，號稱「破天荒」。正史中所載的列傳人物，湖南籍人士在《唐史》中有6人，《宋史》中有26人，《元史》中有12人，《明史》中有41人。隨著胡氏父子創立湖湘學派，為湖湘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更培養了一大批引領風騷的湘籍人士。日本學者因田一龜的《新中國分省人物志》收錄自漢至明的歷史名人凡5690人，按籍貫列表比較，湖南僅55人，佔總數的0.96%；現代人物凡677人；湖南籍者42人，佔同期總數的6.4%。南京大學歷史系編的《中國歷代名人辭典》收錄鴉片戰爭以前歷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僅23人，佔同期名人總數的0.77%；鴉片戰爭之後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屬湘籍者85人，佔同期總人數的11.33%。從0.77%到11.33%的數字變化，由此可見，湖南近代以來人才勃起的變化。紐約出版的《北美時報》1986年9月1日的社論也寫道：「湘籍歷史名人，學者，政治家人數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每一次中國歷史的巨變都會產生與這個時代相關的精英，正所謂時勢造英雄，湖南近百年來歷經風雲變幻，人才輩出，我們探究不同時期的湘籍政治家群體更能充分說明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形成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第一個湘籍政治家群體首推咸同年間的曾國藩及其領導的湘軍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曾國藩（1812-1872），字向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兵部、吏部待郎，後又提升為兩江總督、直隸總督、體仁闊、武英殿大學士。正當洪秀全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的轟轟烈烈之勢席卷大江南北時，以曾國藩、胡林翼（湖南益陽人）、左宗棠（湖南湘陰人）為代表的湘軍崛起於湖湘大地上，與太平天國農民進行了頑強對抗，為當時已呈腐朽衰敗之勢的滿清王朝注入一股生命的活力，從而使清王朝的統治在中國又延長了半個世紀之多。湘軍的創建為湖湘學子提供了廣闊的政治舞台。據羅爾綱的《湘軍新志》統計，湘軍將領182人，除3人出身不明外，書生104人，佔57.7%，書生領兵為湘軍一大特色，高級將領中八成以上都是書生。曾國藩知人善任，重視人才，凡立有軍功者，均向朝廷大力保荐，使之得以迅速升遷。10多年間，湘軍將領升至總督的就有湘陰人左宗棠，湘鄉人曾國荃、楊昌浚、劉岳昭，衡陽人彭玉麟，長沙人楊岳斌，新寧人劉長佑、劉坤一，瀏陽人李興銳，邵陽人魏光燾，包括曾國藩自己有11人。升任巡撫的有益陽人胡林翼，湘陰人郭嵩燾，新寧人江忠源、江忠義，湘鄉人劉蓉、劉錦棠、蔣益澧，李續賓、李續宜，寧鄉人劉典，鳳凰人田忠恕，桂陽人陳士杰等13人。升至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達100餘人。因此，舉國上下形成了「湖湘弟子滿天下」，「無湖南人不成衙門，無湖南人不成軍隊」的局面。湘軍集團的不斷壯大發展，成為統治階級內部最具權勢的力量。

　　　　湘軍的崛起與湖湘文化這片沃土的哺育有關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湘軍領袖曾國藩及其隨從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都極力推崇其經世致用之學風，特別是曾國藩在軍務、政務最為煩累時的鼎力支持資助《船山遺書》的刊刻出版，其餘湘軍名將都書生出身，多有宣傳經世致用的詩文問世，並且自己親身實踐更是產生感召天下的效應。有了湘軍這樣一個政治優勢，湖湘文化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傳播。許多湖湘學子投奔湘軍，通過殘酷的戰爭創造和積累了大量運籌決勝的軍政經驗，湧現出了一大批軍政人才，登上了政治舞台。這無疑是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精神特質得到了最好的印證。隨著湘籍第一個政治家群體的形成，湖南區域政治傳統也誕生了。這個時期由於受湘軍的影響，形成了一種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竭力維護封建的禮教、倫理綱常和等級制度，挽救滿清王朝。所以，此時的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特點是相對保守的。

　　　　第二個覺醒奮起的湘籍政治家群體──以譚嗣同、唐才常（均為湖南瀏陽人）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於十九世紀末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曾經說過「湖南以守舊聞天下」的梁啟超，這時也贊揚湖南「全省風氣大開」。第二個湘籍政治家群體有自己的顯著特點。首先，維新士人群體大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如上述的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湖南鳳凰人），長沙人皮錫瑞、楊敏毓、畢永年、沈藎，邵陽人樊維，湘潭人易鼐等都是十九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人，參加維新運動時只有三四十歲，正值人生嘉年華，譚嗣同為變法犧牲時年僅33歲。誠如梁啟超所說：「各縣州府和各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已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者，而其數不可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奪矣」。18其次，維新派政治家群體能夠迅速得以形成，離不開湖南地方大員及士紳的積極支持與參與。早在1894年，任湖南學政的江標便以「變風氣開辟新政」為己任。隨後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黃遵憲、徐仁鑄都給湖南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維新思想。曾有學者把湖南與北京維新變法作過比較分析，稱「戊戌維新運動，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敗，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陳寶箴、黃公度等都是政治家，治望才學，為舊派所欽重，凡所措施，有條不紊，成績卓著者。反對者雖叫囂咒罵，而事實俱在，不容抹殺。在北京所以失敗，因康有為、梁任公等都是言論家，資望不足，出口大言，而無實際，輕舉妄動，弱點畢呈」。19因此這一群體所造聲勢與所創實績幾乎都離不開官與紳的鼎力合作。所謂「湘省風筆之開，較他省尤神且速，為中國一大轉機，抑非長官導之於先，士亦各抒忠義以奉其上，官紳一體，上下一氣之有以致此乎。」20最後，維新派政治家群體成立各種學會作為維新思想的宣傳陣地。當時湖南共創立學會達12個，如「戒除惡 ，講求實效，崇尚質簡」的長沙延年會，「以輔仁益智為主義，俗萌群學」的瀏陽群萌學會，「講求中外公法，尚年等之義，嚴內訟之權」的法律學會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898年2月1日在長沙正式成立的南學會，其宗旨是「開浚知識，恢張能力，開拓公益」。維新變法思想得以廣泛宣傳，令群眾耳目一新。正因為有了這樣一些政治組織維新團體，湖南維新運動才得以走在全國最前端。

　　　　受各種社會維新思潮的影響，湖南區域政治傳統也由保守走向開放了，開始由器物層面向西方學 已逐步轉變從制度層面向西方學 了，譚嗣同在《報貝元徵》中曾指出，貝氏所謂洋務「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火車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耳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於其法度政令之美備，曾未夢見，因宜足下之云爾。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21 芷江楊子玉在《湘報》刊登的文章中寫道：「官制仍舊，律例仍舊，兵政仍舊，財政仍舊，……如此求富，曷富之有？如此求強，曷強之有？」22我們在此不討論其激進的思想主張，但這一批政治群體能開思想之先河在當時已是一種進步了。

　　　　戊戌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社會思潮由改良轉向了革命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二十世紀初的湖南也成為辛亥革命時期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受維新思想影響的大多數湖湘學子隨時代激流奮勇前進，成為辛亥革命中叱吒風雲的人物，第三個湘籍政治家群體由此形成。

　　　　辛亥革命時期的湘籍政治家群體將反帝愛國思想與建立民主共和國主張相結合，為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以及後來捍衛辛亥革命果實的護國護法運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這一政治家群體的顯著特點首先表現在其首創性。孫中山創立興中會，繼起響應者首推黃興和他在國內建立的第一個革命團體華興會，第一份宣傳革命的刊物《國民報》，第一本宣傳革命思潮的文集《黃帝魂》，第一本介紹孫中山的譯作《孫逸仙》，以及同盟會成立後最大規模的萍瀏醴起義均是發生在湖南這塊風生水起的地方。據統計，參加同盟會籌備會的共有99人，其中湖南籍20人，佔第一位。同盟會最初兩年入盟者共963人，其中湖南志士157人，居各省之冠。華興會的領導人也成為同盟會的骨幹力量。其次，這批湖南人才開始走向世界，到日本和歐美各國接受更為先進的思想。據1904年《清國留日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統計，當時中國留國學生3395人，湘籍學生即達373人。據查證，長沙黃興、桃源宋教仁、邵陽蔡鍔、新化陳天華、譚人鳳、湘鄉（今雙峰）禹之漠、長沙章士釗、湘潭楊度等等都先後到日本或留學或做工或避難。他們親眼所見日本經「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不斷地吸收新的思想養料，回國後將所見所聞大力宣揚，引起很大反響，這也促進了這批湘籍政治家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湖湘文化這片土壤也更加肥沃。

　　　　與此同時，湖南區域政治傳統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思想領域的變革更為深刻，從最初的維新派對滿清王朝還帶有一絲幻想到如今的轟轟烈烈地結束封建王朝的統治，湖湘學子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書寫了動人的篇章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湖南人才輩出的盛觀一直在延續，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更是燦若群星，以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第四批湘籍政治家群體──共產主義者孕育而生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政治團體新民學會是他們重要活動陣地，學會有明確的宗旨，起初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造人心風俗」，後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將學會逐步轉變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組織。當時的新民學會匯集了湖南優秀青年，在毛澤東和蔡和森等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改造社會的活動，如學 馬克思主義、參加改造湖南的實踐、赴法勤工儉學等，一大批優秀青年完成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成長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據統計，1921年中共成立時的57名黨員中，湘籍黨員有20餘名，佔總人數的35%以上；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62名領導人中，湖南籍有10人，佔16.1%；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時，在授予254名中將以上的高級將領中，湘籍的將領有75人，佔人數的29%；10大元帥中，湘籍的有彭德懷、賀龍、羅榮恒3人；10員大將中，湘籍有陳庚、粟裕、譚政、黃克誠、蕭勁光、許光達6人；57名上將中，湘籍的有王震、鄧華、蕭克、楊勇、楊得志等19人，佔人數的三分之一；中央軍委確定的33名軍事家中，湖南籍的有14人，佔軍事家人數的42.4%；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官中，還有湘籍少將129名。23由此可見，該政治家群體對湖南、中國乃至世界都是影響最為深遠的。

　　　　宣傳和學 無產階級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成為這一群體的最顯著特點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他們通過赴法求學，向國內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請教以及新民學會的內部學 討論等途徑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從1919年3月到1920年底，湖南先後有十幾批共364人赴法，佔當時全國留法勤工儉學人數的五分之一，如蔡和森、羅學殢、徐特立、向警予等。赴法留學的蔡和森等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真理後，及時地通過書信與留在內地的毛澤東等介紹、交流思想，使更多的人思想受到啟發、鼓舞。整個群體都抱有極大熱情研究馬克思主義，追求革命真理，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十分突出的。此外，這一群體特別注重實踐，多幹實事、多參加實際鬥爭。這也是受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深刻影響。他們經常利用節假日去農村、工廠作社會調查，了解工農疾苦，使自己「踏著人生的社會實際說話」。毛澤東等發動長沙各校罷課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支持北京愛國學生。張敬堯督湖給湖南人民帶來了痛苦與災難，新民學會骨幹聯合社會力量發動「驅張運動」。以及青年毛澤東試圖用新民主義改造湖南社會的湖南自治運動，它有相當雄厚的群眾基礎，儘管改良最終失敗，但對於此後湖南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無疑起了鋪墊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明確表示贊成「應用俄國式的方法」，「馬克思的方法」24改造湖南。這一群體開始學會運用初步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解決問題，並指導實踐，毛澤東後來回憶時說25：

　　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道望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所以，注重實踐，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一直是湖湘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從小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湘籍學子再次將它代代相傳，成為這一共產主義者群體的優點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那麼，這一時期便是湖南區域政治傳統成熟的時期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愈演愈烈，湖南再次成為革命舞台上的主角，這段湖湘人才蔚起的盛況與前幾次相比有過而無之不及也。湘籍政治家、軍事家的成長成熟也使湖南區域政治傳統更趨向理性，先進的指導思想的傳播使湖南區域政治更加符合時代潮流，應時代脈膊激情跳躍！

　　三、青年毛澤東與近代湖湘文化：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個案分析

　　　　「大凡一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逃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境，這是他的根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其後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裏長出來的。」26毛澤東是近代湖湘文化中的傑出代表，他25歲前未出過省，而且是在湖湘文化氛圍最濃郁、底蘊最豐厚的湘鄉、湘潭、長沙成長，必然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對他的影響極為深刻，他的思想和活動也打上了湖湘文化深深的烙印。因此，我們以毛澤東為例來說明湖湘文化對湖南區域政治傳統的影響。

　　　　要真正吸收湖湘文化的精髓，離不開對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揣摩研 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青年毛澤東在楊昌濟等名師的導引下，對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等學說做了仔細研究，從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融鑄在他博大的精神世界之中。

　　　　首先，我們來看毛澤東畢生景仰的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毛澤東的影響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王船山曾提出民族至上的「三義說」，即君主一姓之興亡是「一人之上義」，人民之生死是「一時之大義」，民族之興亡是「古今之通義」，三者關係是「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27毛澤東對此極為推崇，其《講堂錄》中也多次記下王船山的話。王船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深深影響著毛澤東，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激情。在中國近現代所面臨的諸多矛盾中，毛澤東始終把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看作是最主要的矛盾。他領導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了最為堅決的浴血奮戰，他一直都有頑強的信念，「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复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種信念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士氣，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毛澤東當之無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其次，我們來看湘軍領袖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這集中體現在軍事上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蔡鍔1911年曾編過一本《曾胡治兵語錄》，毛澤東認真閱讀並將其運用於他後來的軍事生涯，在該本書第八章「仁愛」中有曾國藩一段訓戒之言：「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生命根本之事。」曾國藩所作長達五百餘字的《愛民歌》，表現了他對軍民關係的重視。例如，其中「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筑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毛澤東為紅軍同樣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兩者的關聯，毛澤東對軍民關係極端重視的思想與曾國藩的軍事思想都有一定淵源。毛澤東在《講堂錄》中也記錄了許多對曾國藩的學 心得，如「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28所以毛澤東會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譚嗣同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譚嗣同的《仁學》流傳廣泛，他在裏面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反對清王朝對毛澤東有很大觸動，一直以來毛澤東都反對封建主義，同封建腐朽勢力抗爭。譚嗣同在《仁學》中強調「沖決網羅」的思想：「網羅重重，與虛空無極，人初須沖決利祿之羅網，次須沖決倫常之羅網，次須沖決天之羅網，終須沖決佛教之羅網」。這給毛澤東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啟迪，他將「沖決網羅」的思想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學說、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偉大事業相結合，真正實現了「沖決網羅」。因此，毛澤東對譚嗣同異常敬仰，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29

　　　　其實，從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出發來探討湖湘文化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也就是一種文化精神在湖湘士子身上的繼承與發展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毛澤東在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湖湘文化中愛國主義精神、民主革命意識、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並且毛澤東將其融合演繹得更為充分與精彩，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在其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毛澤東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把知名人士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文章編印成冊，題為《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產生很大影響。1918年4月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成為其政治活動的重要基地，對中國共產黨建黨活動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此外，毛澤東積極利用新聞媒體來宣傳革命思潮，把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自己的偉大政治抱負有機結合通過文章表現出來。以政治作為人生第一要義的湖湘文化培養了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基本素質，使其成為湖湘文化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湖湘文化中「熱於政治而冷於經濟」的局限性也在毛澤東的言行中有體現，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間，國內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改變，由過去的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變化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政治鬥爭、階級鬥爭不再是中央的首要與中心任務了，可是毛澤東卻以「階級鬥爭為綱」，將生產力發展、科技教育的發展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至最後釀成十年「文革」的悲劇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

　　　　湖湘文化這片沃土塑造了青年毛澤東的政治修養、愛國情懷、經世致用的處世原則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湖南是毛澤東思想最初的發源地，儘管毛澤東後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但湖湘文化精神、文化性格在他身上一直都閃耀著光輝。

　　　　在今天看來，以湖湘文化為豐富養料所孕育出的湖南區域政治傳統仍有其現實意義益阳考建筑八大员在哪里。它是湖湘人在生存、享有、創新、發展的長期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積累，積澱並沿襲傳承下來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其中大力提倡的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操、民族主義意識、捨我其誰的自信心、卓厲敢死的犧牲精神、注重實踐的實幹作風對於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重要價值。而新時期的種種實踐、種種思想不會給湖湘文化以更豐富多彩的內容，以湖湘文化為底蘊的湖南區域政治傳統也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超越與創新，煉就出引領風騷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