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车上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2、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3、创办《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连史纸、石印。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
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1898年7月底,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
4、诗界革命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开始试作“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
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
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5、创办强学会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等分任正董,主持其会务。
杨锐、沈曾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汪大燮、孙家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数十人为会员。
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
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该会遂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便违失原旨。北京强学会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是在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还结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光绪初年的华北平原大旱灾,在中国荒政史上意义非凡。这不仅因为其灾情空前严重,死亡人数高达近千万,还由于在赈灾过程中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
参与赈灾并取得了很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受灾最重的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谕旨给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荃全集》)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很好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中西大学堂,后合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李提摩太力图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演讲,使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给他们指出“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传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会见时也多次重复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认为“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康有为、张之洞也都内心里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保护维新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