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年~1951年)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丙子二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其生长在一个中等市民家庭,父亲是一名到处奔波的戏曲琴师(沽上人称“琵琶张”)。清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张伯苓自幼聪颖刚直,见义勇为,常为弱者争公讨理,助人为乐,又酷爱学习,因家寒依附别人私馆就读。
此时正直清臣李鸿章大力开办洋务,在天津成立北洋水师学堂,官费学习,每月津贴白银四两五钱。年仅14岁的张伯苓便考取北洋水师,苦读5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名列第一,1894年张伯苓以优等夺魁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20岁的张伯苓被派往“通济舰”服役3年,习枪炮鱼雷和驾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甲午败绩,西方列强欲食肉瓜分中国。英帝强租我山东威海卫,清廷应允。而威海卫在甲午战争时,为日帝所占,列强协议英强租借,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轮前往办理接收、转租手续。张伯苓随往,亲睹“国帜三易”(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又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先生为雪国耻,痛感欲救国危,非造就爱国人才不可。欲造就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发教育遂救国宏愿。
1898年,张伯苓毅然弃武从文,决心兴办新学,教育救国,当年11月应津门清府著名翰林严范孙廷聘,在严馆授西洋学(英、理、算、化诸科)。1901年应天津名绅王奎章之请至王馆教西学,此时先生上午在严馆,下午至王馆,约六载。1904年严范孙先生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中学大学教育,见日教育发达,愈感“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必从教育入手”。归国后严公与先生商议成立中学堂,当年10月王、严两书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1907年中学成立4年,学生人数骤增,校舍难容。吃紧之时,津门邑绅郑菊如在“南开洼”捐地10亩,是年2月23日教职、学生迁入南开新校,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先生,为教育救国,到处奔波筹款办学,为把南开教育创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曾征求全国教育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卓见,多次出国考察教育,吸收西方教育科学加以“土货化”为我所用,办出高水评的南开教育体系。其办学体系宗旨在于造就人才。培养救国建国栋梁人才和领袖人才,因而治学严谨,礼聘名师,亦图强建国,施行高质量水平教授。为培养我国高级建设人才,又于1919年9月25日创立南开大学,1923年9月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8月成立南开小学。
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校长爱国抗日,曾多次组织师生到察哈尔省慰问抗日同盟军将士,积极支持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行为。1934年10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宁园召开,南开啦啦队同学举旗组成“勿忘国耻”字形,进行表演,当即受到日本领事机构的“抗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瓜已伸向东北,先生高瞻远嘱,1936年3月命中学部喻传鉴主任到四川重庆筹建南开中学,当年9月开学。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惨遭日寇轰炸,天津南开中学迁往重庆与渝合并,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与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抗战时期重庆南开屡遭日寇狂炸,南开中学不断修整、扩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高质量高水平办学,因而重庆南开在大后方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张伯苓校长命黄钰生、喻传鉴先生回津办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复校工作。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三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劝张伯苓校长一同去台湾,匀被先生以“不原离开大陆,不愿离开南开学校师生”为由加以拒绝。张伯苓校长从1898年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他把整个一生献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上,他把整个心血倾注在南开教学上。他制定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培养着救国力量。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则是把爱国教育放在首位。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张伯苓先生向毛主席致电表示祝贺。同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先生回北京。9月15日张伯苓先生欲回天津,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设宴饯行。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终年75岁。周总理专程来津张宅吊唁,并以“学生周恩来”名义送花圈,以志哀思。
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实践家。他的卓越成就,曾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是近代天津名人之一,更是天津人民的骄傲。
魏秋月,作为奥运冠军队成员,她是中国女排主力二传。在2015年终获得世界杯冠军。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魏秋月随中国女排出征。在2016年8月21日的女排奥运决赛中,她和中国女排一起获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
佟文,中国女子柔道队运动员,奥运冠军。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佟文获得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别冠军。在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上,佟文又获得伦敦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铜牌。
于根伟,他可以算是天津足球的旗帜性人物,见证了天津足球走入职业化以来的风风雨雨。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外围赛中,他攻破阿曼队的球门,把中国足球队带到了日韩世界杯。
陈一冰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并且获得过奥运冠军。在2006年和2007年的体操世锦赛上,陈一冰是中国队获得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另外他还在这两届世锦赛上获得了吊环的冠军。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陈一冰获得团体冠军和男子吊环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又获得男子吊环银牌。
董震,他在1999年天津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他与队友合作获男团金牌,并获吊环金牌。
马文革,国家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中国乒乓球队1989年底至1993 年期间第一主力,也是中国男乒处于最低谷时唯一在世界乒坛最高峰保有一席位置的中国运动员,为中国乒乓的重新崛起作出了极大的贡献。(W)
天津老八大怪:1、婚宴酒席下午摆;2、生了孩子姥姥带3、给人指路左右拐;4、观众捧哏不上台;5、路边烧烤人人爱;6、想吃海货借钱买;7、冬天钓鱼傻可爱;8、一提停车倍儿澎湃。
实际上在生产队时期,哪有什么八大员九大员的,这都是有些人杜撰的!
当时的人民公社,是政府权力机关,他们都是挣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所说的商品粮,也是供应粮,就是和城市居民一样,用粮本领粮的,现在农村的乡镇,也是由当时人民公社全编制转至而来的,以我们吉林省当时人民公社的编制来讲,人民公社有公社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有社长、副社长;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还有会计辅导员、民政助理员、公安特派员、林业助理员等,还有管武装的武装部长,武装部长管征兵、民兵的工作,
而当时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还是以我们吉林省当时的生产大队来讲,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有大队党总支部书记、大队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个会计,有一个妇女主任,由副主任兼职的民兵连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的地方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也就有了一个贫协主任的职位,他们也是挣工分的,只不他们挣的工分是比较高的,当时的生产大队,一般也就是六,七个人,甚至连八个人都不到,还有什么八大员!
而当时的生产小队,也以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生产小队来讲,过去只有一个队长,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政治队长,后来还是两个队长变成一个队长了,也不单独说什么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就是队长了,有会计、有出纳员,出纳员兼保管员;有生产组长,生产组长兼记工员;有妇女队长,妇女队长兼妇女的记工员,还有一个车队的队长,这样就是队长、会计、出纳、生产组长、妇女队长、车队长,加起来也就是六个人,这六个人就是生产小队队委会组成人员,哪又有什么八大员呢?
至于待遇吗,这些队委会的干部,每个人都比普通的社员每天多挣两个工分,而生产队的队长,年后决算的时候,还会给他增加1000个工分左右的,至于在农村说什么八大员,那根本是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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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京能出来马季,姜昆?北京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演员精气神儿不一样。天津相声太守旧,不大气,天津演员面对的观众是小市民,表演内容也是小人物。”这是某位相声名家评价北京和天津相声的区别。
虽然说的多少有些道理,但作为真懂相声的听众都知道,只有天津的相声才最亲切,最地道。北京相声不管你是教育型的还是讽刺型的,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但天津的相声,才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马季的相声不错,但以他的相声功底和天津的相声演员相比,未必能占到便宜。而姜主席的能力,在一众天津相声演员面前,就只有“呵呵”的份了。
曾经和姜主席一起入选全国十大笑星的高英培先生,虽然在1979年就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全总文工团,但他和范振钰先生合作的经典作品,都是典型的天津相声。因此,高范二人一直了被认为是天津的相声演员。
“二儿他妈妈,你快把大木盆拿来耶!“就凭这一句纯正的天津话,高范二人就得到了天津观众的认可。接下来,他们的《教训》和《不正之风》两段带有浓重天津色彩的讽刺作品,也都成了难以超越的经典。
苏文茂先生是文哏大师,他的台风儒雅,功底深厚。那种不懂装懂,不会装会的小人物,让苏先生塑造得极为真实、生动。而且,苏先生自带的那种穷酸和假正经,也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文哏作品包袱没有那么密集,但重在表演。苏先生那种拿着不是当理说的表演,本身就是吸引观众的笑点。可惜苏先生走后,再无文哏演员。那些自称得到苏先生真传的人,其实连皮毛都没有学到。
以“帅”字为特点的相声演员原本就不多,魏文亮先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魏先生四岁就撂地表演,赢得了“小怪物”的艺名。虽然是老艺人,但魏先生的新段子,表演起来,却更为火爆。
他和孟祥光先生合作的《要条件》和《二重唱》,充分展示了自己说学逗唱无一不精的特点。魏先生在舞台上那种俏皮,搞怪的劲头,同样是一般人真学不来。
相声舞台上,以“卖”为特点的演员就更少了。这里不得不提到李伯祥先生。天津人喜欢称其为“白话蛋”,“李快嘴”。有老李在,那现场气氛想不火爆都不行。
老李先生到外地演出,周围街道转上一圈,回头就能编个贯口,上台就能使出来。这就是相声演员实打实的功力。老李先生是速度型贯口的代表,而且贯口中还能加入现挂,这样的能耐,还没见过第二位。
老李先生和少马爷马志明有交情,那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少马爷家学渊源,很多传统的段子,经过少马爷的加工,整理,使其艺术水平更符合了“经典”的地位。而少马爷创作的新段子,同样也带着浓厚的传统风格。
少马爷曾经两次参加相声大赛,但比赛采用的是电视相声的标准。传统的东西,人家根本看不上。那段名落孙山的《纠纷》,现在已经成了经典作品,你还记得当年得一等奖的,是一段叫做《笑星传奇》的相声吗?
当然,在相声大赛中,一鸣惊人的天津演员也不少。杨议和杨进明,以及和杨少华组合参加了两次相声大赛,两次夺得一等奖。那一等奖的奖杯,就像自己家的一样,想拿就去拿。
杨议是聪明人,懂得迎合大赛的要求而自我变通。但杨议的基本功同样扎实,因为天津观众眼里不揉沙子。他们知道谁是好角儿,谁是棒槌。杨议的聪明还体现在及时掉头,相声不挣钱,他就拍电视剧。他的《杨光》系列,至少火遍了环渤海地区,要不然也不可能连拍10部。
杨光的父亲杨少华老先生,和赵伟洲先生的搭档,是百年不孕不育的绝配。这种很不符合主旋律要求的相声演员,只能在天津才有出头之日。二位先生一个是蔫坏撒狗血,一个狗里狗气,他们在台上一站,本身就是个包袱。
两个占“怪”字的演员搭配,在相声界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可惜的是,最终二位还是各奔东西,选择了散伙。他们合作的,与众不同的《八扇屏》也成了绝唱。
田立禾先生就是相声界的虚竹,相声界的顶尖人物把平生所学传给了一个后辈,而田立禾自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相声名家。
但天津卫的观众们知道,老爷子是有本事的人。田先生的段子最好是看,老爷子表演起来的眼神,动作,劲头,火候,就是那么维妙维肖。老先生有学问,自己能创作。像蜡笔小新,龟仙人之类的包袱,都是老先生拿手的。
裘英俊和于丹,一个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一个是大学讲师。两个学院派的相声演员,却都是传统相声的口风。没办法,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传统相声基本都是从胎教就开始学的。
这二位的传统相声极为瓷实,不输于任何一位老先生。另外,创作也是他们的强项之一,他们的作品也带有更多的流行元素。难怪郭德纲曾经力邀他们入伙。如果这二位哪一天成了专业相声演员,那样好作品就会更多了。
郭德纲在北京成名的,却是从小在天津学艺。郭德纲聪明好学,得到了天津相声的精髓。但他只是天津各个名家的“集小成者”,主要是天津的相声演员实力太过强大。真正做到集大成,实在太过艰难了。但即使如此,郭德纲就已经能够独步武林。
郭德纲的相声以小人物的视角,说小人物的故事,用自嘲的手法,描述小人物的心酸,就这是典型的天津相声。而郭德纲把天津相声说过黄河,说过长江,甚至说到国外,这才是真正地抢救相声。
最后再说马三立先生,因为他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泰山北斗。很多专业演员都感到,马老的相声只能听,而不能学。就是说,你的内功心法没练成,降龙十八掌就是练了也白练。
马老的单口经典《祖传秘方》和《八十一层楼》,分别是8分钟和11分钟的时长。在这两段相声中,都是只有一个包袱。而观众就是坐在那里,听马老唠叨而没有一点厌烦。
他们知道,马老肯定会在后面放一个炸雷,包袱皮越厚,炸雷越响。观众就是凭借这样的信心,坚持下来。而能把观众们死死摁在座位上的,全国只有马老一人。
天津的相声演员,有本事但却不善于宣传自己。有人说,天津相声演员撑起了中国相声的半边天。这句话极不妥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把天津相声这半边天撤掉,请看一下,相声界还能剩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