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生产队时期,哪有什么八大员九大员的,这都是有些人杜撰的!
当时的人民公社,是政府权力机关,他们都是挣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所说的商品粮,也是供应粮,就是和城市居民一样,用粮本领粮的,现在农村的乡镇,也是由当时人民公社全编制转至而来的,以我们吉林省当时人民公社的编制来讲,人民公社有公社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有社长、副社长;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还有会计辅导员、民政助理员、公安特派员、林业助理员等,还有管武装的武装部长,武装部长管征兵、民兵的工作,
而当时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还是以我们吉林省当时的生产大队来讲,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有大队党总支部书记、大队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个会计,有一个妇女主任,由副主任兼职的民兵连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的地方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也就有了一个贫协主任的职位,他们也是挣工分的,只不他们挣的工分是比较高的,当时的生产大队,一般也就是六,七个人,甚至连八个人都不到,还有什么八大员!
而当时的生产小队,也以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生产小队来讲,过去只有一个队长,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政治队长,后来还是两个队长变成一个队长了,也不单独说什么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就是队长了,有会计、有出纳员,出纳员兼保管员;有生产组长,生产组长兼记工员;有妇女队长,妇女队长兼妇女的记工员,还有一个车队的队长,这样就是队长、会计、出纳、生产组长、妇女队长、车队长,加起来也就是六个人,这六个人就是生产小队队委会组成人员,哪又有什么八大员呢?
至于待遇吗,这些队委会的干部,每个人都比普通的社员每天多挣两个工分,而生产队的队长,年后决算的时候,还会给他增加1000个工分左右的,至于在农村说什么八大员,那根本是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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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后进校的代课老师最惨,刚进校时84年以前为在编民办,中间又放宽到86年,大家都鼓足干劲好好干,等政策再放宽也就有转正的希望了。谁知道99年被一刀切辞退了。没有下放金更没有养老保险,身子也荒了。唉可悲啊。更气人的是后来又招了代课教师,最近人家都又签合同了,工资养老保险都有,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在六七十年代,只有公社和县上才有广播站。而广播员中,公社的广播员多数是女的——最起码当时候我们县里一共有二十四个人民公社,所有的广播员全是女的。要是县广播站,五个广播员中就有两个男的。
那时候,公社的广播员,都是各公社革委会的领导们,在公社范围内,依据一定的条件招收的。与广播员同时招收的,还有话务员和线务员。他们与农机管理员、电影放映员等,统称为“十大员”。
广播员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点:其一是每天按时间,打开公社广播站的电子管扩音机,进行预热。等县广播站开始广播前,把公社广播站通往各大队(村)的广播通讯线路的闸刀,从“电话”的位置,拉到“广播”的位置上。
然后在县广播站开始广播前,向全公社的各个大队进行广播。内容通常就是一句话:某某某人民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五点五十五分,转播某某县人民广播站节目。
等到了时间,把县广播站的信号,接到公社广播站。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等到县广播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县级新闻后,播音结束。
这时公社的广播员就会以很蹩脚的普通话,宣布本次播音结束。通常也是一句话:某某某人民公社广播站,本次播音结束。再会。
比如我们公社的广播员,就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叫“管不着”。原因就是普通话太差了,把广播站读成了“管不着”。多少年了都改不了。因此才有了这么个外号儿。
广播员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和住在广播站外间里的话务员,在特殊情况下轮岗。话务员的主要任务是接转电话,但是也得会开广播。俩人互相代岗,以备万一有个特殊情况,有一个人来不了。也不误事。
所以,广播员、话务员在公社这一级几乎全是女的。多数是里间广播站,外间话务室。而维修广播、电话线路的线务员,无一例外是男的。
在公社的十大员中,随着程控电话的兴起,话务员无事可干,逐渐边缘化之后,回家了。只有工作年限超过二十年的广播员和有一定维修技术的线务员,被县广播局招聘为事业人员,领上了工资。到了1996年以后,就都不在乡政府人员的名单中了。
希望大家不要把集体化时的生产队长,会计及计工员等来污蔑丑化,认为他们是个什么官儿,或者像现在的包工头儿一样。他们都是通过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并不是上级指派。他们是绝大多数群众所信得过的人。有歪风邪气,品德低下的只是极少数。
当然,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在,必须大公无私,对那些劳动不迈力、偷懒耍滑头的,对那些干活技能差的,或者说对有损害集体利益的人和事,难免在现场以及会上提出批评,甚至是斗了个别人的硬,所以有些人从于私心出发,就认为所有的队干部都有些讨嫌,甚至是做事过恶。
其实无论是队长会计以及记工员都是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并还处处带头才服众。比社员出工早,比社员收工晚,对那些工作不到位特别是边边角角的地还要进行清理,他们的责任心比起一般社员要强。
由于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有一定的务工补贴工分,除队长去开会,会计注账,记工员给社员上工分手删等以外,他们都是参加劳动记工分的。
记工员除劳动外,每天进行考勤记录,包括出工的迟到与早退。记下的考勤情况再经过队长定期主持的队委会包括社员代表等进行评议,确定每个人的工分应该得多少,少了的增,多了的降,然后由记工员上到每一个人的劳动手删上,参加农产品个配。
总而言之,不论是队长会计,还是记工员都是为社员服务的,除了自己的另外职责,都是和社员一样的劳动者,靠劳动挣工分吃饭。
你问的是当年人民公社的社员过得是否幸福?这个问题最好问一下你身边的老人,因为他们是从哪个时代走过来的,最有发言权。要说幸福,在当年那个时代人们觉得也很幸福。不论怎么说,也不管你有多大能力,当年人民公社时的幸福,和今天的幸福无法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现在人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人民公社时代最重要就是吃饭、穿衣。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在吃不饱的情况下生活,更不要说是穿暖了。在当时只能和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甚至饿死人那个时代相比较。如果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现在的幸福相比差得很远、很远……
要说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但是记工分,而且还在统一分配的前提下,三七开的按劳分配。即:人口可以分得七成粮、油,工分只能享受三成的粮、油的分配制度。这就是当年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即使家里没有劳动力,挣的工分少,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没有挣到工分,照样可以领到七成的粮、油。绝不能让人饿着,更不能让人饿死。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制度,更是共产党的伟大之处。
现在回头看看,人民公社体制,只是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中的一段过程,而且是必须要经历的艰难过程。只有经历了人民公社时代,才能取得丰富的经验,实行改革开放,让人民群众由吃粗、吃饱到吃细、吃好。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从一穷二白走向今天的小康社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辉煌!让梦想变成现实……
我是40后,自从五十年代初有生产队以来就记得很清楚,不像有些年轻人对生产队时期发生的事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或者从“暴露文学”“反思文学”,或对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初期有敌意的人那里看到、听到一星半点儿抹黑生产队的事情就信以为真。
生产队时期麦子全凭人力收割,“拾麦穗”也分两种情况,一是收割完生产队组织老弱劳力(包括孩子),学校组织学生到地里捡拾收割时遗漏的“麦穗、稻穗”,称颗粒归仓,生产队根据捡到的数量给记工分。另一种是经过有组织捡拾以后,不再有人看管,称“放坡”或“放田”,任何人都可以去已经放开的田里、路上捡拾,并可以拿回家。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宁可烂掉也不让捡拾的说法,可能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更多的可能是故意抹黑社会主义建设前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