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屠川，是张献忠所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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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屠川事件究竟是张献忠所为还是清军干

张献忠屠川屠到哪里

张献忠屠川没有人了那现在的四川话是什么话

明末张献忠为何那么仇恨四川人以致屠川？

一、上屠川事件究竟是张献忠所为还是清军干

有人说是张献忠所为，有人说是满清的栽赃陷害，真正屠川的乃是清军，毕竟满清篡改了许多历史文献，不知道各位懂历史的是什么看法。

二、张献忠屠川屠到哪里

分析张献忠屠蜀是否属实（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三、张献忠屠川没有人了那现在的四川话是什么话

当局与张献忠一样都是农民起义起家，农民起义有两种特征，一是裹挟民众，而是大规模屠杀
丑化农民起义就是丑化自己，自然是要美化的

四、明末张献忠为何那么仇恨四川人以致屠川？

1659年，清军攻陷重庆。——张献忠死后13年
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张献忠死后34年
《圣教入川记》记载的四川平定时间是1681年。——张献忠死后35年。

《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妇女均发边)。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要，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向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历史记事，触犯“忌讳”，又有人被杀被充军。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继续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渐停止，历时约一百年。“明史馆”规定“屠蜀”的“罪魁”是张献忠。因此在“文字狱”的威胁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官方规定而如实记述张献忠事迹的真象。

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据黄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黄氏弟子万斯同参加指导，编成《明史稿》五百卷。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烨的心意，命令汉官们续加改编。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的传稿首先改编完成，玄烨相当满意，又命王鸿绪协助进行本纪、志，表的改编。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编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祯仍不满意，又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对王鸿绪的《明史稿》再加审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开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钦定明史”纂修与刊刻，历时六十一年。

《明史·张献忠传》，完全照抄王鸿绪的《明史稿》。这说明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是清统治者的授意(王鸿绪是徐乾学之党，参加过皇子的皇位争夺，又作过玄烨的御用特务，《文献丛编》第二辑有“王鸿绪密缮小折”可证。王鸿绪“史稿”和万斯同的“史稿”无关系，可参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藁》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到王鸿绪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无行学人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体皆生毛。”这段话显然是取自《绥寇纪略》，在时间上却加以颠倒。《缓寇纪略》卷十说:

“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此下叙述了张献忠死后四川十几年的战乱，即紧接下文)……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论忌讳，尽上史馆”(《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绥寇纪略》也被采送“明史馆”。《绥寇纪略》记张献忠死时情形已是妄说，而《明史》袭用了它。所谓“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绝非事实。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献忠兵溃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献忠以病死于蜀中。”这些早期的私家记录，均和《绥寇纪略》不同。《明史》列传所描写的四川残破荒凉的一段文字也是节录《绥寇纪略》，但它又拿来颠倒了一下，把《绥寇记略》所说张献忠失败十几年后的四川残破情况，一古脑儿都写到张献忠的帐上了。
《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没有到过四川，他这部书的资料从哪儿来的呢?是出于东南一遗老的《鹿樵纪闻》。由于吴伟业的本家吴继善(明成都知县)投降张献忠后，因罪被杀，因此吴伟业在改编《绥寇纪略》时，对张献忠任情诬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绥寇纪略》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赠先公贴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绥寇纪略》上“明史馆”的本子，当是经邹漪“窜改十五”的书。《鹿樵野史》当即流行的《鹿樵纪闻》，只残存三卷，这书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但《鹿樵纪闻》记张献忠之死，是“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而不是“逃伏积薪之下”，便和《绥寇纪略》有异。

《明史·张献忠传》再一史料来源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按，张献忠绰号“八大王”，非黄虎，黄虎为另一人。《绥寇纪略》卷一，记崇祯三年“贼党黄虎复乞降于守备白邦政。”《怀凌流寇始终录》卷三:“总兵杜文焕，参将李卑击苗登雾，……招贼党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掠地虎等来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日‘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段文字，显然是剪裁毛奇龄《后鉴录》而成。《后鉴录》原作:

“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

“草杀”字样是毛奇龄的独创，未见于清初其他记载，《明史》采用了这一词汇。《明史》“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便是把毛奇龄的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便是将毛奇龄的四路杀人数宇加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明代，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万万，而张献忠在四川竟然杀人“六万万有奇”，象这等弥天谎言，还有一驳的必要吗？毛奇龄年轻时节，曾参加抗清失败而流亡(章太炎:《检论》卷八)，但到晚年却变成一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参《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毛奇龄在“明史馆”当过几年纂修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毛奇龄曾分纂《明史·流贼传》，他的《张献忠传》拟稿当和保存于《后鉴录》的从同，而为后来王鸿绪删订《明史》列传时所本。
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甦，即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冯甦曾为官云南。当吴三桂和清朝决裂时，他曾讨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于吴三桂为奴。后来逃脱，为清朝招抚了广东。事见《吴逆取亡录》上和尤侗《艮齐倦X》卷十一《少司寇冯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实，是抄袭的原本《劫灰录》，又伪造了李自成、张献忠二传，冠诸编首。这一隐秘，是清咸丰间一位不慕荣利的老学人叶廷琯给透露出来的。叶氏《吹纲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说:

“观《随笔》一书，大段与《劫灰录》相近，惟增入张、李二寇及张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迹，《劫灰录》已散见诸臣传中。颇疑嵩菴(冯甦号)即取珠江旧史(叶氏考证为方以智)之书为蓝本，增删而成《随笔》，上之总裁”(据同治八年刻本)。

冯甦的书，成为毛奇龄据以对张献忠诬蔑栽赃的资料根据了。由此可见，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实出于清政府的意旨，冯甦奉命撰写《见闻随笔》，“以送史馆”，便把这种意旨暗示给纂修官。毛奇龄也就奉迎意旨来拟稿。毛奇龄在当时的著作界很有虚声，因而助长了伪史传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纪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传首还说:“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报功称最。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狱”血腥屠杀的威胁，又有一批附清无耻文人的捏造伪史的传播，使一般人广泛受骗，又何足怪!
张献忠在成都所杀戮的，是地主贵族和官僚。至于他之“檄诸绅于成都”而杀掉他们，主要是因各县地主、官绅有武装反抗的图谋。张献忠进入成都不久，各县的地主武装便纷纷起来和他对抗。《明季南略》卷十二说：“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杀(攻杀地主武装)。……然贼兵一过，义兵随起。凡献忠所选用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蜀难叙略》记有:“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为残酷，滨于死者，日以数计”。张献忠所捕杀的，是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搜查深山，一在捕杀“蜀王府宗室”(《荒书》)，一在扫荡筑寨恃险抗命的地主武装。《客滇述》说:“献忠遣使四出，趋地方官兵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见者，亦如之。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关于四川地主及举人、秀才之类，组织武装，据山依险反抗张献忠的事迹，彭遵泗的《蜀碧》曾记载了不少，这里不再抄引。

张献忠对待愿意前来“朝见”的明地方官及乡绅，无不量才录用，给以官职，并不杀戮。至于被押送或拘捕的明官和乡绅，张献忠也是耐心地劝说他们“归顺”，为农民军办事。直至他们要顽固到底，誓不回头，这才处以死刑。《蜀碧》卷二记:宜宾尹申，“历官陕西提学，湖广布政司，以节义文章自负，尤工书法。避乱山中，为贼搜获，大骂贼。贼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骂贼益厉，贼不堪，杀之。”“陈怀西，南充武生，贼诱之官，怀西曰:‘宁作明朝武生，岂为逆贼元老！’贼斩之。”张献忠所杀的都是这种顽固反动到底的分子。我们由张献忠大力争取李含乙的事例，有力地证明了张献忠对乡绅也未曾滥杀。
含乙是渠县人，明礼部主客司郎中，休假在籍。“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李母)，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母。事毕，贼首吴之茂、赵万邦将数千人至县，闻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贼。大叫曰……。遂奋投逆流中，贼众争驾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头没水汛波。涌洄浅滩，竟为贼所获。并逻得公胞兄储乙公。驱入城，欲以礼送诣献忠。公瞋目喝之……。贼怒，引出将加刃。储乙公素刚直，不能忍，厉声大骂，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贼知不可屈，乃系之狱中，以兵守之。”(《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讳含乙事实》。载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张献忠军对李含乙这样的礼遇，这样的耐心争取，直到“厉声大骂”，还不加杀戮，要等待他慢慢醒悟。张献忠对待明官和乡绅的政策、作风，实是这样。谁知地主阶级却组织了武装，攻破渠县，把李含乙劫走。李含乙遂担任了川东北暴乱的主角。他和举人曹司冀联合巴州、达州、邻水、渠县、广安各山寨地主武装，和农民军为敌，大小战斗二十多次，曾攻陷大竹、达州、东乡、太平等城池，俘杀农民军的县令及参将、游击以下大小军官“数千人”(《公请从祀乡贤录》，载《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但到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六月，张献忠把李含乙暴乱武装打垮后，仅仅杀死李氏一门三十余口罢了，此外并未多杀，惩罚是很轻的。李含乙共有十一个儿子，还给他保留下三个。
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所记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较多的事迹，只是这样。此外并没有别的记叙。这虽然也说张献忠杀人，但不只在人数上和《明史》所说大为悬殊，而且所杀的对象也和《明史》所记有根本的不同。“明史馆”人员正是利用这些事实加以扩大渲染，并把张献忠死后清朝统治阶级在四川涂炭人民的血腥罪行，一并加到张献忠身上。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明史馆”人员的阶级本能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为了奉迎清统治者的意旨，假借诬蔑张献忠以遮掩清军在四川的滔天罪行。查继佐是明末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历史家，他参加过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著述，义不仕清。他曾被庄廷鑨明史狱牵连，坐牢二百天(当时有人给他造过对清屈服的谣言。但彭孙贻《茗齐集》卷七“查生伊璜诗”云:“蔡邕虚续汉，扬子未逢新”。可给造谣者以答复)。关于他的事迹，王崇武有《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一文可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罪惟录》就是查继佐出狱后偷写的“明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曝书亭箸录序》，谓明史狱起时，“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他的手稿潜藏近三百年，到抗日战争前夕，才被影印行世。这是逃过清政府摧残和地主文人窜改的原手稿，所以对张献忠便没多少诬蔑栽赃的话。一切奉迎清统治者意旨而诬蔑张献忠的记载，和惧怕“文宇狱”而窜改过的著述，都可依据《罪惟录》把那一些谎言廓清。
据考察，清军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进入了四川(据《客滇述》、《荒书》乙酉年记事，及《蜀碧》卷四李国英条)，接着在川北保宁建立了军事据点。先后统兵向四川进攻的大员，有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很、李国翰和李国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败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残存的清军在四川屠杀人民的血腥记录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1646)进攻张献忠:“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三年进入成都:“赵荣贵于杨展退出成都后，以龙安降于肃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贼党，而使赵荣贵入成都。先时，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时展等闻荣贵将至，议以成都难守，各引兵归。及荣贵至成都，见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亦还龙安。”(《蜀难叙略》)

顺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杨)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荣、黄美，恢复成都。……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

顺治四年围茂州:“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按，“日”应作“月”)，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客滇述》)

顺治六年(1649)进攻中江、潼川、射洪:“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据城噪叛。……臣遣副将曾纯忠……等，分兵攻剿，斩获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报说:“当阵杀死叛贼不计其数，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斩讫。获得马骡捌拾伍匹，……妇女五十五口，俱经留营。”(《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六年进攻邻水、大竹:“镇臣卢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战七昼夜，……二逆先后伏诛，余党悉除。邻、大二县，俱入版图。”(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七年(1650)进攻达东山寨;“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死者无数。共捉获男、妇四十一名，黄水牛九只，大小猪二十只。……十一名发市曹枭首传示。……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贴》)

顺治八年(1651)令吴三桂进兵四川:“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九年(1652)保宁防守战:“八月，(刘)文秀率众由永宁趋叙府，本朝守将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击灭之。须臾，文秀拥诸攻具登城，被杀者山积于城下，犹不能克。后城门为象所坏，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选亦取重庆。……文秀乘势率众数万至保宁……攻城。我兵迎战于龙盘山下。良久，文秀大败，遁者又阻于河，遂全军覆没。惟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赖浮象而免。”(《蜀难叙略》)“九月，文秀与张先璧至保宁。大清兵击败之，杀千人，生擒数千人，皆杀之。文秀、光璧以数千残卒，遁归贵州。”(《荒书》)“吴三桂、李国翰奏: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五万，入犯西安。巨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贼众大溃，擒斩复臣(王复臣第一次被斩！)及伪将军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四年(1657)进攻嘉州:“平西工吴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斩伪将军王复臣(王夏臣第二次被斩!)、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五年(1658)进攻开州:“吴三桂等奏:臣等收复重庆，即统军进发。……有伪总兵梁杰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庆，进攻成都：“诸逆一十三家，……力图重庆，水陆环攻一十五日。……协心战守，杀死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李国英揭贴》“巡抚高民瞻……进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